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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前，中華民族危亡之際，一批批熱血青年遠渡重洋，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他們踏足西歐、日本、俄羅斯等國家和地區，學習新思想、新知識、新理念，其中許多優秀代表成長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為黨、國家和人民的事業發展建立了不朽功勛。今天，革命先輩們上下求索、一心報國的赤子情懷，依舊激勵著步入新時代的中華兒女 日本—— 早稻田大學里的思想轉變 本報記者劉軍國 “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在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歷史紀念館內，一段激動人心的文字在名人名言墻上格外醒目。它摘自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李大釗于1916年春寫的文章——《青春》。 近代以來，中國一批又一批知識分子東渡日本，找尋救國救民之路。成立于1882年的早稻田大學吸引了不少中國留學生。在該校歷史紀念館，記者看到“李大釗”出現在杰出校友名單中。李大釗1913年冬從北洋法政學堂畢業后赴日留學，住進了早稻田大學附近的基督教青年會，在那里學習日語和英語。 1914年9月，李大釗進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習。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安藤彥太郎在《架向未來之橋——早稻田大學與中國》一書中，不僅展示了李大釗的成績單，還詳細整理了李大釗上學時履修的11門科目及對應的執教老師，“成績是相當不錯的”。 “李大釗留學期間，除了在課堂上認真學習之外，在課外還積極向其他教授請教，結識日本有識之士，探索救國救民之路。”早稻田大學國際部東亞部部長江正殷告訴記者。在早稻田大學任職的安部磯雄是最早把社會主義思想引入日本的先驅，雖然李大釗并未直接選修他的課程，但在思想方面受其影響較大。安藤彥太郎在書中表示，安部磯雄的思想觸發了李大釗向社會主義思想的轉變。 1915年1月，日本向中國提出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而時任日本首相正是早稻田大學的創始者大隈重信。李大釗與一些早稻田大學的中國留學生立即奮起反對。在反抗斗爭中，李大釗代表中國留日學生總會撰寫了《警告全國父老書》，文章被油印成冊，在留學生中廣為散發，引起轟動。在文中，李大釗寫道：“凡有血氣，莫不痛心，忠義之民，愿為國死。” 當年12月，袁世凱在全國人民的反對聲中復辟。為了參加反對袁世凱的運動，李大釗于1916年1月短期回國。1916年2月，他返回日本，卻被早稻田大學除名，其學籍卡上的退學事由一欄蓋上了“長期欠席除名”的印章。不久，李大釗回到中國。日本愛知縣立大學教授、李大釗研究專家川尻文彥研究認為：“在日期間，李大釗對政治學、法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具有濃厚的興趣，研讀各種文獻。在留學期間的知識積累，為他在回國后成為馬克思主義者提供了幫助。” 目前正在早稻田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畢天維，與該校中國留學生一起調研李大釗當年在日本留學的相關資料。“這次調研令我深受感動。作為一名早稻田大學留學生，我們有義務向人們介紹這段歷史。”畢天維表示。中國留學生張雨生曾在李大釗所在的專業學習，他對記者說：“李大釗等革命先驅是我們留學生的榜樣。如今歷史的接力棒傳遞到了我們手中，我們要不忘初心、揚帆起航、學有所成。” 日本華人教授會議代表、山梨學院大學教授熊達云1993年考入早稻田大學政治學研究科攻讀博士。他激動地對記者說：“當時，我的老師寄語我，我們專業歷史上有眾多中國留學生在此求學，名人輩出，最著名的當屬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李大釗等，汝當奮勉求學，不負先人。李大釗等革命先輩的家國情懷永遠值得我們后人敬仰和學習！” 德國—— 柏林湖邊的革命印記 本報記者李強 1922年至1923年，赴歐洲勤工儉學的周恩來曾在德國柏林居住過一段時間。其間，他聯絡勤工儉學學生和進步華工，宣傳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推動旅歐共產主義組織的籌備工作。在柏林一座公園的游船上，他留下了青年時期最著名的照片之一，記錄下時代的深刻印記。 在坐船游湖的幾張照片中，年輕的周恩來英氣勃發，同行的旅伴還有他的入黨介紹人劉清揚、張申府等人，他們都是赴歐勤工儉學的同窗，同周恩來一起從巴黎搬到柏林。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孔子學院名譽院長、漢學家余德美，多年來深入研究中共早期革命者在德的歷史，并通過照片為人們勾勒出周恩來在柏林的生活片段。經她考證，周恩來的游船照片拍攝在柏林蒂爾加滕公園的新湖。公園有一片巨大的森林，郁郁蔥蔥，游人如織，湖邊有一家名為“新湖邊上咖啡館”的餐廳，自1896年營業至今，一直提供游船租賃服務。據記載，上世紀70年代，周恩來在會見德國客人時回憶起自己的柏林歲月，那時他經常在森林里或湖上談論當時的革命形勢。 據考證，周恩來在柏林期間曾居住在柏林維爾默斯多夫皇家林蔭路45A，即今天的聯邦林蔭路45A。1922年3月12日，剛抵達柏林不久的周恩來，給他在英國倫敦的南開學校同學常策歐發去一張明信片，上面標注了通信地址。旅歐期間，周恩來與常策歐通信多達上百封。 皇家林蔭路住所幾公里外的康德大街118號，是當時中國大學生協會的活動中心，設有圖書館、乒乓球桌和辦公室等。余德美說，當時中國大學生協會大約有280名會員，周恩來等中共早期革命者和左派學生經常在這里活動，一些來往柏林的同志也常在這里暫住。除在當地開展革命活動，周恩來還頻繁來往于柏林和巴黎之間，醞釀籌建共產主義組織。 1922年6月，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在巴黎成立，周恩來從柏林趕來參加會議，就組織章程草案作了報告。將近一年后，旅歐少年共產黨已有成員72人，領導旅法、旅德和旅比支部。1923年2月，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在巴黎召開臨時代表大會，通過了周恩來的建議，將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改名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周恩來當選為執行委員會書記。為了便于從事黨團工作，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周恩來于1923年初從柏林返回巴黎。 余德美說，周恩來等赴歐勤工儉學的早期中國共產黨人，許多都參與了五四運動，他們努力了解歐洲，試圖在“中西結合”的基礎上為中國找出一條新路。在歐洲期間，周恩來堅定了他的理想信念。1922年3月，周恩來表示：“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并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 比利時—— 勞動大學里的初心使命 本報記者任彥 沙勒羅瓦市距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約一小時車程。上世紀20年代，聶榮臻、劉伯堅、何長工等革命先輩曾在位于該市的勞動大學勤工儉學。歷經百年風雨，學校建筑外墻已有些斑駁，但中國共產黨人留下的紅色印記歷久彌新。 “這是勞動大學的主教學樓，也是聶榮臻當年上課的地方。”沙勒羅瓦勞動大學圖書館管理員維利·普塞爾指著一幢紅磚大樓對記者說。拾階而上進入一層大廳，一座冶金工人的雕像赫然入目。據介紹，沙勒羅瓦曾是比利時工業重鎮，始創于1903年的勞動大學在歐洲地區享有廣泛聲譽。聶榮臻當時在該校化學工程系就讀。 100多年前，為探尋救國道路，約2000名中國學生不遠萬里來到法國“勤以做工、儉以求學”，其中一部分人從法國轉到比利時學習，在勞動大學就讀。1928年出版的《中法教育界》第12期刊發一篇題為《中比教育運動導言》的文章寫道：“中比教育運動，實為中法教育運動一分派支流……比國曉露槐（即沙勒羅瓦在當時的音譯）有工業大學（即勞動大學），于工藝之理論與實習，兩者并重，班次林立，設備極優，最宜于勤工儉學生之練習，亦宜于高深工學之深造。故一時中國留比學生，大都負笈于此。” 普塞爾在勞動大學圖書館工作了30多年，對當年中國留學生的史料進行了梳理和考證，對其杰出代表聶榮臻研究頗多。“聶榮臻于1921年來到勞動大學，在這里學習生活了兩年。”普塞爾說，聶榮臻曾住在離學校兩三公里外的一個普通居民家里。在參觀聶榮臻等中國留學生當年上課、做實驗、實習、就餐的場所后，記者隨普塞爾來到圖書館的一間紀念室，陳列在此的一些歷史照片記錄著聶榮臻等中國留學生在勞動大學的學習生活。 1922年6月3日，聶榮臻在寫給父母的信中說：“男也雖不敢云以天下為己任，而拯父老出諸水火，爭國權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兒之有責！況男遠出留學，所學何為？決非一衣一食之自為計，而在四萬萬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樂以自足，而在四萬萬同胞之均能享安樂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視為終身之事業也！”其憂國憂民、矢志革命的情懷力透紙背，令人感佩。 在比留學期間，聶榮臻經歷了人生中重要轉變，開始走上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的道路。他從圖書館借閱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ABC》等著作，還經常閱讀從國內傳到歐洲的共產主義刊物。他逐漸認識到“實業救國”是不現實的，要想拯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使四萬萬同胞有衣有食，只有建立勞工專政，實行社會主義。1922年8月，聶榮臻加入中國留歐學生在法國成立的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1923年3月轉入中國共產黨。 前不久，歐洲華僑華人青年聯合總會組織歐洲20多個華僑華人青年協會，尋訪周恩來、鄧小平、聶榮臻等革命先輩旅歐勤工儉學的足跡，重溫初心使命，感悟思想偉力，傳承紅色基因。“在傾聽歷史回聲的時候，我們深刻地認識到，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歐洲華僑華人青年聯合總會創會會長傅旭海向記者分享心得時感慨萬千，“正是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不懈努力，中國才有了今天的發展成就和國際地位。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是謀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 俄羅斯—— 沃爾洪卡街上的熱血青春 本報記者張光政 沃爾洪卡街位于俄羅斯莫斯科中央行政區，毗鄰紅場。1925年10月，為紀念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蘇聯出資在此設立莫斯科中山大學，為中國培養革命人才。 據檔案記載和多方考證，這條街上的16號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學所在地，使用的是莫斯科省立第一男子中學的校舍。校園里有一棟4層黃墻白窗的別墅和花園，還建有籃球場、排球場、溜冰場等運動設施。莫斯科中山大學建校之初正值國共合作時期，因而成為國共兩黨的教學培訓中心。許多學生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重要活動家，比如鄧小平、張聞天、王稼祥、烏蘭夫、伍修權等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6年初，受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的派遣，在法國勤工儉學的鄧小平等一行十幾人來到蘇聯，入讀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不久轉入莫斯科中山大學。為了保密，鄧小平以伊萬·謝爾蓋耶維奇·多佐羅夫為俄文名，在此學習俄語、馬克思主義史學、東西方革命運動史、軍事事務等學科，學期設置為2年，每周上6天課，每天8個小時。鄧小平在入學履歷中寫道：“我過去在西歐工作時，每每感覺到能力的不足。因此我便早有來俄學習的決心。”“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務必使自己對共產主義有一個相當的認識。” 與在法國勤工儉學、參加革命活動不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鄧小平投身于馬克思主義基礎性理論的學習中。當時學校有不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著作的中文譯本，鄧小平時常在圖書館學習研究。在莫斯科留學一年后，鄧小平被黨組織派回國內從事革命工作。 1927年，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爆發，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國民黨各級組織停止向莫斯科派遣留學生。次年，蘇聯政府將莫斯科中山大學與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部合并，更名為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直到1930年停辦。 總部位于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在不同時期建立了一系列專門學校，主要包括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莫斯科中山大學、國際列寧學校等。20世紀二、三十年代，許多年輕的中國革命者來到蘇聯學習馬列主義和科學文化知識，參加勞動實踐，接受軍事技術培訓。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伊琳娜·索特尼科娃對留蘇中國人員有專門的研究，據她介紹，共產國際檔案館存放有約3500名中國共產黨黨員的檔案，其中有大約2500人曾經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等學校學習。 對于不少中國早期革命者而言，十月革命的勝利為他們謀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開啟了新的探索方向。在蘇聯的學習經歷，讓他們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真理中看到了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堅定了對黨的信念，也在中俄友好交往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
